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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文说到了晋商，到了这里，就不得不提一提晋商这个群体（不是作者啰嗦，后面晋商还会出场，戏份还不少，不得不先交代清楚。）
所谓晋，自然指的是现在的山西一带，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，左边太行山脉，右手吕梁山脉，两条山脉之间夹着一快狭小的盆地，人多地少，肚子填不饱。
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，一个地方的富裕与否全看当地的粮食产量。粮食产量高，例如江南等地，全是上好的水田，亩产动不动就两石以上，自然富裕。整个山西之地，水田很少，大多以山地旱田为主，结果自然是粮食产量很低。种粮一升种下去，辛辛苦苦大半年，到了秋天顶多收个五斗，当时的童谣可以为证：“河曲保德州，十年九不收，男人走口外，女人挖野菜”。
唐朝以后，明朝以前，这段时间内山西人过得很苦。到了明太祖立国，苦逼了几百年的山西人终于翻身了。明太祖赶跑了蒙古人，在和外族交界的地方设立了九座军事重镇以做防御，这些边镇后来便演化为大名鼎鼎的九边。既然是军事重镇，自然会驻扎大批的军队。何况北方等地，经过历朝历代的开发，到了明朝时环境已经破坏殆尽，粮食产量也上不去，再加上当时天下粗定，人口锐减，大批的田地荒芜也没人耕种。这些军事重镇的粮草供给，便得千里迢迢的从江南、湖广等地运来。
由官府来组织运粮，效率低下不说，损耗也实在太大。据说有时候从江南运一石粮食道边镇，路上要消耗掉七石之多。于是，明太祖便采纳了一种新办法，改由商人来组织运输粮草，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开中制。也就是由商人将粮食运送到边军，然后凭皆完粮证明换取盐引，再凭借盐引换取食盐。
九边重镇之中，大同镇，太原镇都在山西境内，晋商们天生便占了地利之便。再加上山西人实在是苦够了，所谓人穷则思变，反正活不下去了，于是一咬牙，咱们凑钱来运吧！没想到这一运，便成就了晋商的鼎鼎大名。 虽然粮草转运艰难，架不住这食盐利润太过厚重，几十年下来，晋商们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。晋商们凭借开中法得来的廉价食盐，大肆排挤传统盐商。价格比不过人家，传统盐商自然不敌，乃至以盐商集中而著称的扬州，排名前十的富豪都是清一色的山西口音。
倘若就这样持续下去，也没有问题，大家各取所需，皆大欢喜。一方面晋商们继续发大财，另外一方面，许多晋商发财后，便在河套等地大肆购买土地，请人耕种，获得粮食后就地转交边军（商屯）。如此下来，晋商们蒙头发大财，大明朝廷也不用担心边镇粮食问题。到这个时候，晋商们还是清清白白，良心做人。
晋商这财发的太快，可谓是日进斗金，在朝中又没有相应的靠山支持。这下其它地方的势力开始眼红了，凭借其在朝中的靠山开始影响朝政。明太祖时期，只有运送粮草到边镇（本色），才能换取盐引。到了永乐时期，只要是边镇需要的，不管你运什么过去，军饷也好、马匹也好、茶叶也好（折色），都能换取盐引。于是产马的地方便运马去，产茶的地方便运茶过去，纷纷来分一杯开中法的羹。这样下来，大家的食盐进价都是一样，晋商的垄断地位便开始动摇。
到了嘉靖时期，大奸臣严嵩当政，开中法更是败坏的一塌糊涂，根本不需要运东西去边镇，商人只需要交钱就能买到开中盐引。这个时候，开中商人和传统商人已经完全一模一样，大家的进价一般无二，那还开个毛的中啊。如此下来，晋商们的优势荡然无存，在食盐领域的垄断地位也就此消散。与此同时，大明九边重镇也开始缺粮，边军战力开始一落千丈。
晋商们没办法靠开中法继续垄断食盐赚钱，便开始打其它主意。恰好这时候蒙古坐大，经常袭扰大明。于是晋商便和蒙古人勾结起来，替蒙古人做白手套。自己偷送军械、铁、茶、盐等东西去蒙古，再将蒙古人从大明抢掠过来的东西转卖回大明。
走私、销赃照样是暴利，没了食盐这条财路，晋商照样过得有滋有味。晋商们去蒙古有两条路，一条从杀虎口出关，谓之走西口。另外一路则是从张家口出关，谓之走东口。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走西口、走东口。当时蒙古主力在西边，所以此时走西口的多，走东口的少。
好梦容易醒，晋商们走私销赃这条财路没多久也废了。到了隆庆朝，大明接连出了高拱、张居正、戚继光、李成梁等一批牛人，十几年下来，把蒙古人揍的满地找牙，不敢再轻易叩关。没有了赃物可销，老老实话的贸易有几个钱好赚？还走毛西口啊！于是晋商们又进入了低潮。
好在没过多少年，辽东的建奴又开始兴起。这下把晋商们高兴坏了，有了和蒙古走私销赃的经验，尝过了走私销赃的甜头，自然二话不说重拾旧业，纷纷走东口绕道蒙古去和建奴接触。
建奴刚刚草创，除了抢来的金银外啥都缺，难得有人肯送东西过来。这下双方一拍即合，晋商们开始走私各类物资去建奴，建奴则支付从大明辽东抢来的财务以做报酬。大家配合默契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晋商们和建奴皆大欢喜，只是把大明朝廷给坑惨了。
到了这里，不得不再说一下晋商的另外一个特色。当初晋商发达起来，靠的便是开中法，吃的是政策饭。可惜一开始晋商们虽然赚了钱，却没有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。等到其它商人眼红开中法这一块肥肉，利用其朝中的力量来影响政策，转眼间便把晋商踩在了地上。
到了此时，晋商们才知道在朝廷培养代言人的重要性。自此以后，能赚十文钱，便会拿出五文来贿赂朝廷官员，如此十几年下来，倒是在朝中培养了不少自己人。在朝中有了保护 伞，晋商们偷偷走私销赃几十年也没人发现。
等到了崇祯朝，晋商们日子更好过了。一方面是和建奴的交易额剧增，另外一方面，崇祯这个白痴自己把厂卫给废了。没了厂卫的存在，晋商们胆子更大，贿赂拉拢边将后，便开始放心大胆的走私，上万车物资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出关。
最后再提一下后世的一个争议。不可否认的是，银票这个东西的出现，晋商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不过将晋商的财富解释成开票号所得，那就实在是瞎扯了。当时的票号，主要是用来周转之用，既不让普通人存款，也不对普通人放贷（真正的存放贷业务，直到清朝中后期才兴起）。例如后来晋商们走私盐、铁、粮食、军械、茶叶等物品时，既要从产盐的地方买盐，又要从买铁的地方买铁。而这些地方所在又不相同，如此频繁的交易，自然涉及到银两的频繁转运，既不方便，也不安全，晋商们便想出用银票来解决此事的法子。
许多人误将此时的票号当做后世的银行，认为票号可以通过存款和贷款的利息差来赚钱，这就是开玩笑了。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，人际关系也很简单。老百姓倘若要借贷，也会找相熟的人来借贷，不会去找票号。面对不知根底的普通人，票号也不敢冒险来放贷。如果一定要说有，也是晋商票号之间的相互拆借。所谓肉烂在锅里头，这些借贷不会让晋商们的总体财富有所增加。而且据史书所记载，晋商们赚钱之后干嘛？融成上千斤重的银球藏在地窖之中，哪里拿去放贷了？
背景交代完毕，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形。
此时和建奴勾结的晋商之人，便以范永斗、王登库、靳良玉、王大宇、梁嘉宾、田生兰、翟堂、黄云发等人为首。
宁完我既然出主意，让范永斗先垫付五十万两银票，自然有自己的把握。和大金往来的晋商之中，唯有这八大家为最，其中范永斗更是其中魁首，光是去年一年，范家商号和大金的贸易往来就达到白银三百余万两。有着如此大笔的交易额，又有皇太极的信誉作保，再加上宁完我同范永斗的私交，垫付五十万两，实在不在话下。
事不宜迟，皇太极便当即写下了亲笔书信。然后朝旁边的范文程示意了一下，范文程诚惶诚恐的走来过了，谢过罪后，这才小心翼翼的提起皇太极御用的毛笔，就着残墨，忍气吞声的给王启年拟定了一份认输赔罪的书信。
两封书信俱已经完成，皇太极便吩咐亲卫把书信交给宁完我，然后交代道：“宁先生速将此信送去介休范永斗处，请其速速替咱们在王启年面前转圜，并顺便将范先生的书信转交给王启年。”
宁完我点头答应。下来后便吩咐手下的细作十万火急的将书信送去介休。
数日之后，范永斗接到书信，仔细确认无误之后，便吩咐家中仆人星夜前往京师赶来。